4.期盼中国法学界能看到权利、权力识别实质标准的必要性和技术优势。

但是，司法实践的经验却表明，无论是在认罪认罚程序还是在刑事和解程序之中，法院仍然要举行法庭审理，被告人无论是选择认罪认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还是与被害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都要出自真实的意愿，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并积极参与庭审过程。但假如我们站在另一个角度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这两种理论其实是在同一平面进行理论对话，那就是承认正当程序和公正审判是十分重要的法律价值，强调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是完全独立的两种价值。

被追诉者的实体收益就是在基准刑基础上降低30%以下甚至40%以下幅度的宽大处理。而对于被害方而言，如何通过协商获得加害人真诚的认罪道歉，获得最高额的民事赔偿，这是他们最为关注的诉讼结果。每个人唯有获得自由行动和自主决策的机会，才能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理性选择。4.诉讼结果上的可获益性 对抗性的程序正义理论更为注重利害关系入对于诉讼过程的参与。对于这种建立在非对抗性司法程序的价值问题，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显然不再完全适用。

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恰恰为控辩双方影响和塑造诉讼结果提供了空间。相比之下，协商性的程序正义也关注被裁判者的诉讼参与，但由于控辩双方不存在诉讼立场的对立，因此，这种参与包含着非对抗性参与和说服裁判者这两个环节。但是，坚固的规范性期望也因此获得了确立[1]173。

法律规范可以在期望的层面上，针对未知的、不确定的未来进行调整[1]157。人们围绕法律是否支持或反对某种期望，在社会层面引发顺从和反抗的不同态度，引燃社会的紧张状态，并由此推动历史演化的分叉[1]157。社会功能系统的建构，必须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抽离，它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以某种方式成为问题的期望，只对演化过程中那些具有小概率成功可能的沟通作出反应，进而建立起自创生的社会系统[1]162。在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中，法律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卢曼在这里发现了时间。卢曼认识到，每一个当下的社会沟通都是不充分的，这些沟通无论是作为表意还是实践，它们在时间上都必须具有延展性，以克服它当下的不充分性。

这些语意在沟通中的重复使用，遵循两个方面必要的前提。法律对社会沟通产生时间拘束，而时间拘束则会带来相应的社会性成本。这时候，就需要一些规范专门分化出来，它们被专门设定，来对抗其他的行为可能性。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不存在功能丧失，而是缘于功能分化和功能专门性的提高[1]177。

④ 具有左翼色彩的批判法理学均从经济主义或文化主义的阶级论角度质疑了法律的社会整合功能，认为法律是在为富人和权势阶层服务，代表学者包括罗伯特·昂格尔、邓肯·肯尼迪、莫顿·霍维茨等。前文提到的抽象意义的法律系统的反身性网络化运作，在经验层面，就是通过这些组织化的决断系统予以展开。而事实上，一直要到法律功能分化已经实现的时候，功能和成效这两个维度，才能真正被区分开来[1]178。法律系统要独立实现功能，它必须是一个具有结构决定性的系统，它必须维持具有运作能力的状态，并且可以在法律系统内部，通过它自身固有的运作，来规定其功能利用的连续性[1]168。

正如前述，功能与成效的分化，是在法律系统的分出完成之后才得以形成。卢曼对此举例说，如那些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就会规范性地期望他人支持自己的诉求。

它在法律系统内的实现，则通过组织化的决断系统的双重模式化，即规范化的规范化来完成。而在现代社会，调解程序附着于法律的功能而存在，即让规范性期望获得稳定化。

一种行为可能性则是在失落之下仍然保持期望。即法律功能是对行为的调控以及冲突的解决[1]179。⑥ 当谈到法律的功能，传统法理学通常都是采用列举式阐述法律的多项功能，在中文研究中，付子堂教授的《法律功能论》具有代表性，其目录中罗列了法律功能的基本分类，包括行为激励功能、利益调控功能、社会功能、整体功能、部分功能、显性功能、隐性功能、正功能、反功能、非功能等。但卢曼认为，功能丧失其实是一种视觉假象[1]176。边沁同样认为，衡量法律期望的确定性，在于人们是否会依照此期望而行动[1]175。作为组织，决断系统又可分为法院和议会(司法和立法)，它们通过成员/非成员的区分分化出来，担负专门制造法律决断的义务，这些法律决断必须以法律系统的纲要即法律规范作为准则[1]169。

这使意义在语言上被固定下来，进而推动社会沟通的分化(在此，卢曼用极为抽象的方式描述了社会沟通的意义的起源，意义的凝炼和确认促进了语言的沟通，并使意识和社会运作产生了耦合)[1]154。社会系统必须成功对抗这种病状，并获得较强的免疫力[1]182。

同时，为了把做成法律决断的关联架构进行分化，这个决断系统也会把自己描述为一种阶层秩序，无论是决断的机关，还是决断的规范，都被描述成阶层性的秩序。事实上，正是按照这些全社会整合的法律功能概念，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出，似乎就表现成为一种功能丧失的状态，因为法律无法成功地面对经济上、甚至家庭或邻人等关系上的利益[1]177。

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由此形成特定的结构耦合。为了能够承受这种紧张状态，法律逐渐形成了两种区分的结合：即认知性期望和规范性期望的区分与法/不法代码的区分[1]157。

决断系统会把这些要求过滤掉，它只关注现行有效法律[1]171。第一，卢曼区分了不具有已分出法律系统的全社会和已分出法律系统的全社会，那么，未分出法律系统的全社会在何种意义上存在法律？或者说，法律的功能和法律系统的功能，是否存在区别？法律亦即法律系统？抑或为二？在那些未能分出法律系统的全社会，是如何断定和辨别其法律的部分，并可称其为法律的功能？第二，法律的功能是否只能具有唯一性？法律功能的一和多，与法律系统运作的封闭性和开放性是否必然联系？法律功能的唯一性，是否也可能存在功能的等同项？而法律功能的非唯一性，是否也不一定会形成功能上的等同项？第三，法律是否一定只能采取反事实性的不学习的态度？规范性期望和认知性期望的二元区分，在法律上是否必然如此？卢曼对于法律规范性的特别执着，是否也是他作为欧洲文明之子的观念结果[10] 注释： ① 对冲突的规制，存在着法律之外的许多功能等同项。对未来的时间拘束，形成法/不法的二元评价图式，并由此不断制造出社会共识和分歧。因此，在卢曼看来，法律具有唯一承担所谓储备货币的功能，法律可以为自由提供最终的保障[1]181。

当社会沟通中明确出现期望，出现对期望的期望，社会沟通的时间意识和时间问题也就开始呈现[1]152。在卢曼看来，传统法学理论采取了个人主义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提问方式[1]152，它们讨论法律会给个体带来什么，法律针对个人解决了什么问题，法律对个人形成何种激励和约束。

14 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在卢曼看来就是混淆了法律和政治的结果。(三) 双重模式化的其他形式 然而，决断系统只是法律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除了决断系统的双重模式化，规范性期望还存在着其他的双重模式化领域[1]170。

法律是一种规范性期望，法律采取了一种不学习的反事实性的态度，即使期望失落，法律仍不改变对这一期望的坚持，从而反向达到对未来的时间拘束的功能[9]。而时间延展性在社会沟通中，就会以期望的形式出现[1]152。

从霍布斯时代以来，政治和法律的差异，经常被表述为主权国家和自然权利的对立。法律系统在二阶观察的层次上调控自身，从而实现了其运作的封闭和系统的分出。卢曼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人云亦云地批判现代法律的功能失灵，而是反思了传统法律功能界定的谬误。但是，卢曼再一次深刻指出，法律所解决的冲突，其实并不一定是原本问题所系的冲突，它也可能是法律自己建构的冲突?[1]180。

易言之，无论环境做出什么选择，系统都会按照预先勾勒的规范行动，从而维持它的稳定状态?[1]167-168。法律系统根据法/不法这个二元图式，对其中一方(法)进行支持，而对另外一方(不法)进行歧视。

反事实性的法律规范，伴随其不断的延伸和密集化，会在社会维度不断制造新的共识和分歧[1]157。每个当下的社会沟通，都必须关联到已经过去的沟通，并衔接到未来的可能性沟通。

与传统法理学的理解不同，卢曼特别强调行为调控并非法律的功能，因为事实上，对行为的调控，存在着法律之外的诸多其他功能等同项[1]160。参见：参考文献[1], 第188页。